标题：金融创新与监管 | 范文仲：任何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都要有风险意识
时间：2020年11月13日 (下午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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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发展正处在一个剧烈变迁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在这轮的金融创新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本文指出，金融创新监管应该注意三点：一是要以金融功能和风险实质监管取代机构名称监管；二是要按照系统性的维度来监督，把握好鼓励金融创新和促进风险防范平衡；三是要防止核心社会资源的垄断。  11月11日，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在北京召开，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文仲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范文仲表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金融发展正经历剧烈变迁的历史时刻，中国在这轮的金融创新中有望走在世界前列。 范文仲强调，金融业天生具有脆弱性，金融创新并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本质。在任何时代，任何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都要有风险意识。这个风险意识不光是金融机构要有，参与创新的科技企业也要有，要遵守共同的基本规则。 对于巴塞尔协议，范文仲认为，巴塞尔协议是在总结过往金融危机的教训基础上制定的，其核心是金融机构资产扩张要匹配合适的资本，简而言之就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买卖”。这个要求不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金融机构都是必需的。不论以什么样的名义，如果让一个机构或者资产的估值脱离了现实的基础，用各种金融的创新语言支撑过高的杠杆率，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泡沫化，引发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还在不断上升，业务的复杂度也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和监管规则来约束风险。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的邀请，今天很高兴参加21世纪亚洲金融论坛，借机会想跟各位嘉宾分享几个个人观点。 首先，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金融发展正经历剧烈变迁的历史时刻，中国在这轮的金融创新中有望走在世界前列。 第一，中国历史上就是金融创新大国，具有金融创新的优秀基因。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金炼铜术，建立了最完善的铜钱体系；造纸术发明后，唐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汇兑体系——飞钱；北宋时期印刷术的创新，推动了在四川发端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益州府的交子务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官方货币管理机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重要的金融科技创新。 第二，中国当前已经跻身金融和经济大国，在很多重要的经济金融领域具有领先优势。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银行市场，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就有四家。金融创新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基础。 第三，中国也是未来金融资源的强国。人类发展中经历了三次主要的科技革命，我们称之为“3S”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农业革命，人类解决了生存的问题——Survival，核心的经济资源是土地和人口。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工业革命，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人类更加强大的问题——Stronger，能源和矿产成为核心经济资源。我们现在处在人类的第三次的重大革命时期，即信息革命，信息革命解决的目标是让人类更加智慧——Smarter。在这次经济信息革命的时期，核心经济资源是信息和数据。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必将成为一个金融信息和数据资源的强国。 第四，当前以大数据、支付、征信、数字资产交易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将是未来一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中国具有体制、机制优势。如果我们把这个科技基础设施比作金融领域的“能源”和“电力”、金融城市的“高速公路”和“地铁”，中国则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非常强大的后发优势。我们认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政府统一规划，由社会机构、市场机构共同建设，由具有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机构来运营，最后由社会大众和所有的企业及机构共享使用。这些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将引领金融创新。 其次，在任何时代，任何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都要有风险意识。 这个风险意识不光是金融机构要有，参与创新的科技企业也要有，要遵守共同的基本规则。 第一，金融业天生具有脆弱性，金融创新并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本质。很多人认为金融创新消除了风险，但从历史上看，金融创新没有消除风险，甚至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扩大了风险。每次金融创新后，社会都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制度和机制体系去约束这种风险。 巴塞尔协议是在总结过往金融危机的教训基础上制定的，其核心是金融机构资产扩张要匹配合适的资本，简而言之就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买卖”。这个要求不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金融机构都是必需的。不论以什么样的名义，如果让一个机构或者资产的估值脱离了现实的基础，用各种金融的创新语言支撑过高的杠杆率，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泡沫化，引发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还在不断上升，业务的复杂度也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和监管规则来约束风险。 第二，金融创新不仅要降低交易成本，也要降低金融体系的“雾霾度”。很多金融创新表面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实际上拉长了交易链条。比如全球金融危机前，西方金融机构对一个信贷资产进行多重资产证券化，打包卖给不同的投资者，表面上看来发行机构不再承担风险了，但这个风险依然留在金融体系内，而且随着交易链条的不断加长，最终的投资者离最初的底层资产越来越远，增加了整个交易的不透明度，同时发行者认为新增的贷款可以打包转卖，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审核也大大放松，增加了道德风险。这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很深刻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第三，在当前复杂的金融创新环境下，对于金融监管我们有几点原则的建议： 一是要以金融功能和风险实质监管取代机构名称监管。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比如，如果某机构具有社会集资功能，无论叫银行、信托、P2P，还是科技公司，都应当设立严格准入机制持牌经营；只要具有期限错配和流动性转换的特征都要满足流动性监管要求；只要进行显性或隐形收益承诺就要具备损失吸收能力。 二是要按照系统重要性的维度来监管，把握好鼓励金融创新和促进风险防范的平衡。当创新金融机构处于新生期时，可以通过设立监管沙盒或试点项目适当放宽监管要求，减少其合规成本，积极鼓励创新，同时监管部门对试点项目保持密切关注和双向沟通。随着金融机构的不断成长，一旦资金数额或客户数量突破一定门槛，监管标准以及合规要求就要不断提升，监管强度也要不断加大。 三是要防止核心社会资源的垄断，甚至防止高价。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管子就提出了“轻重论”和“奢简论”，认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如粟谷，一定要便宜，而其他奢侈品可以贵，如果反过来就会形成社会动荡。其实科技创新也一样，我们要认识到数据是核心的金融资源，像空气和水一样，一定要开放和透明，必须保持低价格才能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成本。如果把社会核心经济资源的价格炒得很高，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抑制。此外，我们要对数据的采集和使用怀有敬畏之心，应该清楚界定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这“四权关系”，科学把握使用的便捷性、数据安全性、数据主体的隐私性的“三性平衡”。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坚持授权、脱敏、留痕等基本要求。 最后，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业要树立正确的金融价值观，注重金融创新的社会福利效应。 很多人简单理解金融业的目标是赚钱，认为金融机构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增长和资产规模扩张。其实，金融是有价值观的。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跨时间、跨空间分配社会经济资源，通过促进商品交换，把生产要素资源分配到最需要它，同时最善于利用它的生产个体，让未来人类社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让每个百姓有更多的经济选择，从而提高大众的生活福利水平，提升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边界”，这才是金融的初心。 作为金融机构，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使命。金融机构的使命就是要尽量精准、高效分配社会经济资源，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即我们常说的服务实体经济。同时要高度关注科技创新的社会福利效益，科技的发展是让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得利，而不能一家崛起而百家消亡。从历史上看，如果不考虑创新的社会福利效应，整个社会的贫富就会分化，阶层就会割裂，社会矛盾就会上升，社会的不稳定性就会大大增加。现代国家的税收制度和反垄断规定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风险发生而制定的。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每个企业应该力争通过业务创新发展，让整个社会的福利大饼做大，而不是通过资源垄断或金融操作，把企业市值和规模做大，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我们倡议每个企业都要树立正确的金融价值观，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正处在一个金融大航海时代，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千帆进发，百舸争流。在这个时代，科技是“桨”，决定你滑得快不快；价值观是舵，决定了你的方向是否正确；风险管理是压舱石，决定你能不能行稳致远。 北京金控创立不久，我们既是一家金融机构，也是一家科技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造一个科技驱动，面向未来的智慧金融服务体系，努力践行服务百姓生活、服务首都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宗旨，帮助进一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同时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效率。最后，衷心期望与在座各位金融科技企业的代表携手合作，团结奋进，共同实现中国金融创新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大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发。本文编辑：谢松燕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0/06/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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