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2021年展望 | 王军：面向“十四五”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什么 清华金融评论 前天
时间：2020年12月21日 (下午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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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基于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面向“十四五”乃至2035年的重大发展战略，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双循环是新形势下兼具被动防御与主动进攻的应对体系，是“被动应对”+“主动谋划”的综合举措。 双循环提出的背景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 得益于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中国成为全球最早走出疫情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也在逐步好转，初步走出了探底反弹的V型复苏走势：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简称GDP）增速下降6.8%，二季度GDP增长3.2%，三季度GDP增长4.9%，前三季度实现了正增长0.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中一枝独秀，鹤立鸡群。疫情期间，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的是资本形成总额，而最终消费支出则有较大的负贡献。同时，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鉴于全球经济仍然深陷巨大衰退泥潭，后续外部环境仍较为严峻，并有诸多不确定性，未来的经济复苏形势并不明朗。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的预测，今年发达国家GDP将下降5.8%左右，全球经济将下降4.4%左右，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受疫情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疫情还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迁移和重构，加大了人们对“去全球化”的担忧。因此，我国未来将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以及国际大循环可能受阻的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发展。 中美博弈与摩擦日益加剧。中美两国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安全、地缘政治等全方位的长期竞争和博弈已经全面开始，并将愈演愈烈，且将既聚焦于长期战略利益（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也包括短期商业利益（贸易、科技、金融）。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在激怒中国的同时遏制中国。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可谓步步进逼、不断加码，不断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压遏制中国崛起的代表性力量高科技企业，从而恶化中国发展的环境、加大中国发展的成本。 中长期面临转型发展等诸多难题。经济结构仍有缺陷，经济整体大而不强，高端产业少而弱，不掌握核心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房价过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仍有较大短板，生态环保问题仍较为突出；传统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逐渐消退，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具有中长期特点，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对债务的依赖越发严重，企业、政府及居民三大部门去杠杆任务任重道远；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日趋严重，未富先老、高龄少子同时出现。 双循环的内涵 立足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处在主体地位，是国际循环的基础和保证，是在外循环不畅的环境下的自我巩固提升和修炼内功，是一个旨在解决经济安全的体系。从经济循环所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打通收入分配和流通交换中间的连接机制，把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通过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求，也要通过国内巨大市场体量反哺生产转型升级；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优先考虑提振国内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提升国内技术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国际循环起着带动和优化的作用，是国内循环的外延和补充。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我国先后深度融入东亚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稳步提升，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循环的联通枢纽。迄今为止，全球1/3到2/3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将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 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随着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和疫情负面影响加剧，我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显露出产供销脱节、上下游不同步等问题，体现出世界生产体系的不安全性、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超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体系和内需市场潜力，立足国内生产和消费两大市场优势，逐步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 为更好地理解“双循环”，有必要破除以下三个误解：一是“双循环”不意味着主动“脱钩”、闭关锁国、封闭运行、经济内卷化，更不意味着一味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主创新，而排斥开放、闭门造车、泛化举国体制、百业追求全面自主化。要警惕人们过度鼓吹经济内循环，认为关起门来也能发展得很好，如果完全内循环，产能过剩迟早会愈演愈烈，中国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二是“国内大循环”并不简单等于“扩大内需”。如果把内循环简单理解为扩大内需，则很容易走进政策误区，搞大水漫灌、加杠杆和强刺激。三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即便是扩大内需，也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双循环的障碍与制约 目前来看，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少面临以下六个方面的制约或障碍需要尽快破解： 一是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过大及杠杆率偏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最大的瓶颈是分配、消费及其背后的收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居民收入增长越发缓慢；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中国目前90%的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62%的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这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的扩张与升级；高房价给居民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也使得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这三大突出问题导致消费后劲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最大障碍。 二是企业短期经营困难和中长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并存。受疫情冲击和影响，企业出现短期经营困难和盈利下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也再创新高，导致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再次出现信用违约事件。此外，企业转型升级面临困难，关键技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有短板，存在一些已经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如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等，在优先发展“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产业”的同时，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下游产业短期缺少发展动能。 三是高房价成为内循环的重大障碍。在某种程度上，高房价是内循环的重大障碍，大家都去买房，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自然下降，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居民部门的负债率，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从战略上来看，进一步强调“去地产化”的重大意义在于：防止重蹈美国“去工业化”的覆辙，造成产业空心化。 四是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过快退出的风险。为支持和配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扩张性政策不应过快退出，而应保持相对平稳和有序退出，避免出现信用过度、过快收缩导致的“踩踏”事件。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在复苏不平衡的情况下，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将财政政策落实地更有针对性，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增长和内需的扩大。从货币政策来看，应有序安排相对宽松政策的逐步退出。鉴于经济复苏基础仍很脆弱，消费增长乏力，还要防止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需要维持信贷的平稳增长。 五是海外疫情反复与全球经济衰退冲击中国外需。当前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缓解，疫苗也未得到全面使用，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万，这对经济复苏构成现实威胁。疫情对全球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更为严重，主要经济体都深陷衰退泥潭，今年第二季度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均创出7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4、6、10月出版的报告中，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不断下调，分别为5.8%、5.4%和5.2%。 六是中美间的战略博弈和摩擦恐将成为“新常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了30年时间基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了40多年时间基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那么，后面我们需要用30～60年的时间，来彻底解决战略摩擦的问题。尽管美国政府换届有可能适度缓和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烈度，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加，两国在经贸方面的有限“脱钩”趋势大概率仍将缓慢持续下去。虽然产业链“脱钩”很难、成本很大，但并非不可能，在高技术领域尤其如此。随着民主党政府的上台，未来两国可能产生潜在冲突的领域将有所泛化，如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或有波动但不太会持续缓解。 双循环的六大机遇 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核心要义。未来的消费升级领域或消费热点包括：一是服务消费将快速增长。教育、医疗健康、信息技术、商务服务、专业服务和个人娱乐休闲等服务将成为经济新增长点。二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带动的升级型消费，如老旧小区改造等新机会将大放异彩。三是高端消费海外回流。中国高收入群体的很大部分消费发生在海外，这也导致了中国服务贸易项下的旅行逆差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至少万亿元规模以上的消费在海外发生。海南提高免税额后，免税店生意火爆，预示着未来高端消费的海外回流势不可挡。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构筑我国战略发展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疫情客观上倒逼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疫情过后的产业链修复与整合、传统产能向中高端的跃迁与提升、线上供应链融资便利化、企业存量资产盘活等积极变化，都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出亮点与最大突破口。同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既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对我国供应链的顺畅运转造成一定的冲击，暴露了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因此，未来围绕补齐相关产业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巩固和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增强供应链控制力等方面，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将有大量机会。 科技创新所带来的进口替代产业发展。为逐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未来中国将加快技术攻关和创新步伐，培育壮大供应链中的关键企业，提高产业链中关键环节的技术水平，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增强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在核心技术领域，尤其是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核心技术，如芯片、第五代通信网络（5G）、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工业软件及操作系统、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国产替代将继续成为最火爆的风口，这会给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持续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数字经济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春天。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但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动能还在逆势增长、蓬勃发展。今年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7%，拉动GDP增长0.63个百分点，分别比去年底加快3.1和0.04个百分点。后疫情时代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迎来增长的春天。随着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更为广泛地应用实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医药产业、高端医疗器械等产业将迎来较大发展。特别是“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将会对企业经营、商业模式、产业链布局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将带来区域经济和城市竞争的重新洗牌。未来凡是能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先机的地区和企业，就能安全又快速地实现换道超车，取得升维竞争的新优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推动力。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当下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增长点和推动力。未来国家将重点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投资重点包括交通、市政和产业园区的新老基础设施、能源水利、生态环保、民生服务、冷链物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多个领域。从区域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核心城市群，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五大增长极。各类要素会向这些增长极加速聚集，这些增长极既是未来中国实体投资的重点方向，也是中国未来消费市场及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增长点。 对外开放将迈入新阶段和高水平。未来我国的几个重点开放方向值得期待：一是东盟及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已经签署，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20年来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协议将涵盖约23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在此基础上，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亦有望达成，其目标是以更高标准建立亚太最大自由贸易区，并力求成为全球增长核心一极，引领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二是欧洲。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近期也有望完成，这可使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其中尤其是与德国的合作更值得期待。三是跨太平洋相关经济体。中国政府业已宣布，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未来前景值得期待。四是“一带一路”中的优先方向和重点地区。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2月刊，2020年12月5日出刊，本文编辑：王晔君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0/06/3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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